哈尼/阿卡

2006年11月26日晚19：00，一个在中山大学举行的影视人类学国际研讨会，在中山大学逸夫艺术中心304将放映纪录片《蜕变》（杨干才/王毅）。摄制者夫妇在云南边境一个偏远村寨住了5年！http://www.sinoreel.com/www/modules/news/index.php 　    杨干才、王毅夫妇五年拍《蜕变》，记录阿卡人部落从原始渐入现代—— 他们拍到了活化石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谭璐 2006-10-24】 　　■云南独立制片人杨干才和他的太太王毅，潜身沉在中缅边境一个叫曼蚌的阿卡人部落村庄，前后五年亲历了刀耕火种时代的种种生活细节，完整记录了这个山寨从原始生活状态到现代文明时代的蜕变。 　　■该纪录片受邀参加第十六届东欧“媒体震撼”国际影视节，获“最佳长纪录片奖”，被评价为“这是一部浓缩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纪录片”。 　　■在此之前，这两位广告人从未摸过摄像机，更是以玩的心态过了这样一把发烧瘾。 　　两个新阿卡人 　　■最初，相机一举起来，就孩子哭，大人骂 　　看《蜕变》还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感觉不到拍摄者的存在，镜头里阿卡人的喜怒哀乐真实而且饱满。“我们真正呆在里面的绝对时间是两年9个月，如果要说跨度就太长了，从前期调查算起，有5年多。” 　　“很多人看了片子，他们会问：你们深入生活到什么程度？我说，去哪家，你上楼，连狗都不看你！” 　　现在，杨干才可以说这些诙谐的话了。但当初，他们光进到这个寨子去就花了8个月的时间。阿卡人的语言里，叫汉人“拉伯”，吓唬小孩时候就说：你再哭，“拉伯”就来了。他们对外族其实是非常防范的。 　　最开始的时候，杨干才夫妇完全没办法拍，连相机都拿不出来。“我们把相机一举起来，如果对着一个小孩，那小孩吓得躺在地上就大哭，如果是女人就骂———你也听不懂，不过从语调和表情能看出来是在骂。大多数男人就跑掉了，碰到那种已经没退路的地方，他就拿出杀野猪的那种弩，对着你。因为他不知道你手里那家伙是什么。” 　　他们就住在村委会里，离寨子15公里，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慢慢接触。 　　■寨民通过祭祀祖先，同意增加一个“杨”姓，这姓只有我们两个人 　　杨干才说：“曼蚌小寨可能是我跑了中国那么多地方，见过的最贫穷的。很多小孩子都是不穿衣服的，一丝不挂。已婚妇女不穿上装。很多人家穷得连吃盐巴都成问题。一个斧头，只有刃的地方有一点点铁，其余部分全是木头，我在陕西博物馆看见过这样的家伙，上面写着：西汉。种地呢，还是刀耕火种———砍一片森林，烧山，用一根竹竿往地上扎一个洞，然后把谷种放进去。” 　　因此，他们想办法实实在在地帮助寨民，也让阿卡人体会到他们的善意。在8个月中，他们往返昆明，征集来一批大人小孩的衣服，带去分发给寨民；当地疟疾伤寒多发，他们就带去很多药品。 　　结果还闹出了故事。把衣服拿去的时候，他们是看哪个孩子光着屁股来就给谁，就有几个女人冲上来，哇哇哇叫，骂人。怎么回事？问头人攀车，才知道，原来有的小孩子胆大，要了一套衣服，跑回去脱掉，又光着来了，他们又给一套。有些胆子小的呢？老不敢来，就什么也没拿到。攀车说：寨子里不管谁打了一头野猪，全寨人都能吃。你们为什么不能平均？要先跟我们商量，由我们来处理，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 　　他们就这样磕磕绊绊的，逐步扎进去。他们在寨子边上找到一个已被废弃的护林小屋，房架还在，修修就住下了。“隔成三小间，一间居室一间厨房，最边上一间是储藏室———经常要带去很多汽油，没电嘛，我的摄像机都要靠汽车的发动机来充电。” 　　还要大量准备酒，每次都是100公斤100公斤地往寨子里带酒。语言不通，寨子里只有四个坐过牢的人懂汉语。雨季有时一连下两个月的雨，头领寨老会来老杨家坐，蹭酒喝蹭烟抽，讲阿卡人的故事。 　　寨民们认定要死的人，都已经准备砍棺材埋的，他们前前后后救了7个。 　　“你每天提着机器，又把那个开机指示的红灯用胶布贴起来，就在寨子里天天晃荡，后来连狗都不理你，就别说人了。” 　　“你问阿卡人最终怎么接受我们两个汉人，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不是以一种俯视的态度，而是百分之百对他们保持一种尊重，真心地去帮助他们。其实这个帮助是不是对的，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像我给他们衣服，现在我就有点后悔———把这个民族的服装文化给破坏了。” 　　杨干才津津乐道：“我在那里有两个女儿———阿卡人的风俗，孩子生下来见到的第一个外姓人，就认为干爹干妈。”提到因为他及时发现失火，救了整个寨子，更是面露得意：“这寨子现在有九个姓了，他们通过祭祀祖先，同意增加一个‘杨’姓，这姓只有两个人———我和老婆。寨子里大大小小的事，需要议会解决的，都会派一个小青年来叫我参加议会，只是我这个‘寨老’只有参与权，没有表决权。” 　　■这是你亲眼看到历史的唯一机会 　　几年中他们颇有一些危险遭遇。“有一回，我们吃了一块从缅甸背来的猪肉和猪肝，过了一个星期才知道那是米猪肉，就是有寄生虫的那种，吓得我们赶快走了4公里爬到山顶，给我太太的姐姐———她是医生———打电话，后来我们吃了6个月的药。哦，只有爬到山顶，手机才有一格信号，还要不断移动着找才能看到。” 　　还有，“砍船棺的时候，我被一种肉眼都看不清的小蚂蚁咬过一次，休克了。我太太被从屋梁上掉下来的一个蚂蚁在腿上咬了一口，结果整个腿肿得牛仔裤脱不下来。至于遭遇什么眼镜蛇啊，就很平常了。最危险的其实是疟疾，恶性疟疾就是蚊子咬你一口就完了，防蚊油，有些擦了有用，有些一点用也没有。所以，虽然那里是亚热带雨林，我们出去的时候，都得‘密封’好才敢去。” 　　“得自己烧木炭，敲成大小不等的颗粒，过滤水。”“最长的，6个月没洗过一回澡。老婆原本是有洁癖的人。” 　　他话题一转，“但反过来说，你在那里能享受到的东西，也是城里人望尘莫及的。有一次我说好几个月没吃肉了，好家伙，过了两天给你杀了一条野牛回来，当然不是我一个人吃，全寨子的人都吃。他们对你的那种真诚，让你非常震撼。一次从昆明回来，我们的车陷入泥沼，四个小伙子在雨中，泥人一样，帮助砍树铺路。” 　　更让他兴奋的是，“这是你看到历史的唯一机会，我们看历史，都是什么地方挖出来一个什么东西，考证一下，而我全是亲眼看到，比如那个船棺，砍制的过程，我全部都记录了。他们的刀耕火种、纺织、婚礼、葬礼、生孩子、离婚、盖房、祭祀活动，有史以来第一袋化肥———过磷酸钙，是头人攀车走了47公里扛回来的，我全都拍了。” 　　有朋友建议，如果拍到寨子通电就完成了一个历史的跨度，等于回溯历史，完整记录了一个活化石。“我一听，也对，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通电啊，不管了，等着吧。” 　　“很偶然，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云南省政府为人民做十件事，其中一件是解决40万无电山区居民的通电问题，我立马打了个电话到电力公司，一层层追下去，正好我们那个寨子被划在圈里了。有一天，村委会主任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要通电了，我们俩毫不犹豫地就冲下去了。通电的那天，2004年9月23日，就拍完，关机了。” 　　“关机后，我们走的时候，全寨人盛装打扮，一直送我们到寨门口，每家人给我们敬一杯酒，送我们两个鸡蛋。这两个鸡蛋是阿卡人最高的礼仪，礼仪上相当于每家送你两头牛。”

　古老的阿卡人

　　■纪录片源自200多小时的DV，2万张照片，100万字的日记

　　屏幕上最先映出的是国境线上的界碑，淡出，然后是南方边疆小寨的茅草屋。

　　随着字幕上时间的更迭，一幕幕陌生的场景出现了：刀耕火种、竹竿剜地点种；出狱的人回村，在村口举行“招魂”仪式；用原木砍出船棺；哭泣和戏谑交错纷呈的葬礼；庄稼闹虫灾，人蹲在田里跟虫子说话：“我们这儿穷，没什么可吃的，坝子上什么都有，去那里吧”；寨老们开会商议解决“偷情事件”；种茶、盖瓦房；杀只黑狗并把狗嘴狰狞地撑大，架在寨子门口以防范“非典”；投票选举村民代表；通电了，突然亮起来的电灯把一个婴儿吓哭；寨民围看新买来的电视机，挤得水泄不通；随着音响里的流行音乐唱歌跳舞，淹没了几个老头“唱阿卡人的歌！”的喊声……

　　两个小时的片子，内容密度很大，仿佛在时光隧道中疾行。观片结束，我发现自己忘掉了破烂的房子，忘掉了他们原始而贫困的生存背景，唯一记住的是：小寨边民蓬勃坚韧的生命力以及来自于生命本身的欢乐感。

　　由云南独立制片人杨干才和他的太太王毅拍摄的这部纪录片叫《蜕变》，他们用影像记录了中缅边境一个叫曼蚌的阿卡人部落村庄的变迁过程，见证了这个山寨从原始生活状态到现代文明时代的蜕变。

　　今年初，《蜕变》受邀参加在匈牙利举行的第十六届东欧“媒体震撼”国际影视节，从60多个国家的700余部作品中脱颖而出，进入到最后的竞赛单元。“这是一部浓缩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纪录片”，影视节评委会这样评价《蜕变》。5月5日，影视节组委会向杨干才颁发了“最佳长纪录片奖”，这是亚洲人第一次在这个影视节获此殊荣。那天，恰巧是杨干才50岁生日。

　　随后，《蜕变》还获得了2006年度7个重要国际影视节的参赛邀请。包括入围意大利国际民族电影节，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但结果尚未揭晓。

　　这部片子，他们拍了200多小时的DV素材。此外，胶片和数码照片加起来，将近2万张。王毅还记了100万字的日记。9月份的2006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上，在平遥土产仓库，他们拿出了《蜕变———杨干才王毅摄影展》。

　　■寨子至今仍是“三权分立”，一个宗教头领，一个头人，一个铁匠。德国研究者认为，这种结构是现代欧洲议会的雏形

　　在中国云南边境的亚热带雨林，隔一条河，对面就是佤邦，金三角。自称为阿卡人的民族以游耕、狩猎的方式世代生活在这里。1956年被当地政府定为爱尼族，后划为哈尼族。1994年5月寨子里出生了一对双胞胎，他们认为是恶鬼降临，同时，疟疾、伤寒大面积暴发。于是他们遵从祖训：杀死双胞胎，全寨搬迁。1996年在政府帮助下重新建寨，取名曼蚌小寨。

　　寨子由八个血缘姓氏组成，有74户316人。他们遵从“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原始的砍山、烧山、种植、收割依然是他们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据村委会统计，人均年收入为400元。

　　杨干才夫妇查阅资料时觉得很奇怪，第一个研究这个民族的是个德国人，1964年写了一篇论文，说阿卡村寨的村社组织结构，是现代欧洲议会的雏形。后来又查到日本人写的、美国人写的、泰国人写的，唯独没有中国人写的。他觉得怪了，又找其他研究哈尼族的论文来看，发现哈尼族有31个分支，他们是其中一支，自称阿卡，在殷商以前，曾经强大过，据说完全可以和黄河文化、中原文化相媲美。但在明朝所谓“改土归流”的时候，几乎被灭了。这是一个跨境而居的民族，主要是在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在中国境内的人较少，大约几万人。他们是大分散，小集中，这是他们保存自己的一种战略。

　　阿卡人村寨处于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交替的一个特殊时期。男人和女人终生不在一个床上睡，房子中间有一个叫“露卡”的东西隔开，男人睡一边，女人睡一边。女人走女人的楼梯，男人走男人的楼梯，把女性贬到特别低。但是很奇怪，女性又保留了一些特别的权利：祭祀祖先的祭台，必须设置在女人这一边的房间里；女人要出嫁，必须获得这一姓最年长女人的同意，才算合法出嫁，才受到这一姓氏的庇护。

　　在寨子里生活期间，杨干才还收集了阿卡人几万行史诗，口口相传的那种。在传说中，最早的时候寨子没人管理，很混乱，第一代的祖先就给了三个鸡蛋，孵化出来三个人，也就是头人、宗教头领和铁匠，就是管理寨子的人。

　　寨子至今仍是“三权分立”，一个宗教头领，一个头人，一个铁匠，三个人的权利是相互制约的。每个姓氏有一个“寨老”，就相当于“议员”，构成“议会”，宗教头领又相当于“议长”。有什么事情就开会，喝点酒，抽两根烟，讨论决定。由议长一宣布，这事就成了“法律”了。很民主的一种方式，没有一个人说了算的绝对权力，都可以行使否决权。

　　在大的法律框架下，寨子的内部管理，依循习惯由他们自己来管理，这在法律上叫“习惯法”。所以他们的头人攀车，也正是“村民小组长”。

杨干才自述

　　虽然《蜕变》5月份获了奖，但迄今，关于他们夫妇这些年的边寨日月，绝大多数报道都是寥寥数语，但都会提及“该片是杨干才、王毅夫妇第一次拿起摄像机，此前，他们的身份是广告人。”“为拍摄这部纪录片，他们卖掉了自己经营多年的广告公司。”听上去似乎又是一部带有时髦色彩的悲壮情节剧。

　　还是听听杨干才的自述吧，褪去了“高尚”的炫光，那“纪录片”般的真实，却直指人心。

　　就因为参加平遥影展，一下子几十家媒体要采访，如果一一接受，你完全就没时间顾及你所要顾及的东西了，就完全被他们给圈住了。

　　昨天有人问，是不是你们两个人找到了一个金矿，去挖，然后拿出来求名求利。完全是想当然地提问。这几年的拍摄，本身就是一个玩的过程，就像打麻将赢了，心里窃喜，就行了，你别张扬；输了，表面上也别很痛苦，很悲哀，其实是一回事。你要在媒体上一分析一拔高，这么一弄的话，把我们本身对生活的态度给弄乱了。

　　十多年前，在深圳我们自己开了一个广告公司，那个阶段其实没怎么真正做业务，就在炒股，而且炒得比较疯。后来一夜之间，突然几千万一下子就没了，就只剩了十来万元。当时我认识的好几个人就跳楼了。我们就回到昆明，又从零开始，重新做广告公司。

　　从接下第一单8万元的合同开始，在昆明做了6年，每天马不停蹄，只睡几个小时。有饭吃了，有房住了，还投资了几套铺面房，手上也有点钱，一两百万。做到2000年的时候，我就不想做了，因为，我觉得自己一生都是为别人在干：在单位的时候为领导干，后来是为钱干。

　　我就跟老婆说，再干5年，我不干了，我要出去玩。她说你别等到50岁再玩，该玩不动了。我当时已经45岁了。

　　我就把公司卖掉了，卖得还不错。老婆说，这样吧，你要玩就玩吧，反正就以这100万为限。

　　开着我们那辆夏利，我们俩就全国跑了一圈，6个多月跑了4万8千多公里，就去那些没什么人去的地方。

　　玩后，回到昆明，以前做生意的朋友老来约你，今天桑拿明天喝茶后天打麻将，按他们这种玩法，几年下来，100万早没了，我想我不能跟着这么玩，得换一种玩法。

　　更早的时候，我在昆明开一间14平米的小照相馆，照一张2.4元，一年挣了十几万———最多一天照了40卷，我的照相机按到机身报废。1984年到1986年，那一度，许多当时的明星到昆明找我拍“美人照”。我就跟媳妇说，我爱好摄影这个东西，你给我个机会，找个地方，待一段时间，好好玩。

　　有人把这种东西看得挺时尚，或者挺高尚，我跟他们说没这回事，就跟有人嗜酒或者打麻将没什么区别，都是烧钱。我过去也拍片呀，不就放在家里自己看看，满足那种精神的需求，自娱自乐吗？

　　我在心里想的是寻找一个点，就像我以前在边境见过的那种寨子，静静地扎下来，做个几年，好好拍点照片，不要那么浮。1980年，中越的第一仗打完，我有个摄影的朋友叫我帮忙拍一个中越边境现状，那时觉得挺刺激的，就去了，也拍照片，也用16毫米的电影机拍胶片。那一次，边民的生活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就跟太太说，我俩再走一次吧。我们俩就顺着边境线，一个寨子一个寨子去找，走了好几千公里。在这过程中，物色了三个寨子，其中一个就是这个曼蚌小寨。我们找了很多阿卡人的资料，看完后我觉得挺有意思，算是找到了心中的那个点了吧。

　　到寨子里拍了一些照片后，我的一个搞摄像的朋友说，你应该把摄像机带进去。我说我没学过，他说简单得很，聪明的狗都会用。人家给我推荐了PD150，买回来，我就按照说明书，一边看一边用。

　　光看说明书还是有问题，学学基础知识吧，我找来《DV宝典》，看了就干开了，就这么一直走到2004年停机。

　　这摄像机是一个很讨厌的东西，一开就不能停，就像个窟窿洞，你掉进去了，就欲罢不能。

　　让我做下去的动力，就是觉得我要是不做，可能就没了。你说刀耕火种，2003年就宣布边境垂直十公里为国防林，不得砍伐，刀耕火种结束了。

　　通电了，最后总算画上句号了，我也松了一口气。

　　在东欧电影节上，一位荷兰的电影节副主席给我提了个建议，他说这个题材非常有

纪录片《蜕变》获国际大奖
 
    【来源：新华网 2006-5-26】        
   
　　新华社昆明５月２５日专电（记者　陈鹏）最近，由云南投资拍摄的一部纪录片《蜕变》荣获第１６届东欧“媒体震撼”国际影视节“最佳长纪录片奖”，这是亚洲人首次在这一国际影视节中获奖。

　　据悉，本届电影节纪录片单元只设最佳纪录片奖和评委会大奖，《蜕变》作为中国唯一一部入围纪录片，在电影节上引起组委会及纪录片评委们的热议。最终，它从来自６０多个国家的７００多部纪录片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组委会专门为其增设的“最佳长纪录片奖”殊荣。

　　２小时２０分钟的纪录片《蜕变》真实记录了中缅边境一个叫曼蚌的阿卡人部落村庄的生存状态，见证了阿卡人在５年之中从原始文明向现代文明演化的全过程。

　　《蜕变》从前期筹备至摄制完成，一共历时８年时间。英国皇家人类学博士苏姗娜评价：“这是一部震撼人视觉和心灵的人类学巨片。”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秘书长、中国纪录片研究委员会副会长贡吉玖认为，这是一部“真正沉下去拍摄的纪录片”，是一部真正“等出来”的真实。令人惊讶的是，该片是杨干才、王毅夫妇第一次拿起摄像机，此前，他们的身份是广告人，杨干才只是一个忠实的业余摄影爱好者。

　　目前，《蜕变》已收到来自美国、法国、德国、英国、荷兰、意大利、罗马尼亚等７个国家各类影视节的参赛邀请.